2020-07-10 N生活店

刚回到维也纳几天后,我去拜访一位朋友保罗‧波拉克,跟他说我父母、哥哥还有缇莉都死了。我还记得,我那时突然哭了起来,并对他说:「保罗,说真的,如果一个人一下子遭遇这幺多,受了那幺多的考验,那一定有其意义。我觉得,我只能这幺说,似乎有什幺在等着我,期待我去做,我是为某事而存在的。」然后我心情轻鬆多了──毕竟在那样的时刻,没有任何人能比这个老朋友保罗更了解我──即使他只是沉默以对。

我许了一个愿,希望她能忠于自己:《意义的呼唤》

维克多‧法兰可(维也纳大学神经暨精神病学教授,大屠杀倖存者)

译|郑纳无

  留在维也纳,也让我有机会在医院认识我的第一任太太缇莉‧葛若瑟(Tilly Grosser)。她是和杜纳特教授一起工作的住院护士,一下就引起我注意,因为我觉得她看起来像个西班牙舞蹈女郎。不过,我们是这样才在一起的:她想让我爱上她,来为她最好的女友报一箭之仇,因为我和她的那个女友曾经交往,但后来却不再理睬。总之,缇莉的动机我马上觉察到,然后也跟她明说。这使她对我的印象很深刻。

  当然,缇莉的美也让我印象深刻,但真正让我讚赏的是她的本性。怎幺说呢?是她的直观?或是她的善解人意?举个例来说吧:因为缇莉是住院护士,所以她母亲一直免受遣送。但有一天新规定宣布了,亲属不能再享有免遣送权,就在新规定开始生效的前一晚、将近半夜十二点的时候,我和缇莉都在她妈妈家,突然门铃响了,没人敢去开门,因为我们都以为是遣送人员来了。最后还是去开了门,而站在门外的又是谁呢?竟然是犹太社区中心派来的人,要缇莉的母亲隔天开始一份新工作──协助清理那些刚被遣送的犹太人住宅里的家俱。然后,这个人又递给缇莉的母亲一份证明,这样一来缇莉的母亲又能继续享有免遣送权了。

  犹太社区中心的人走了之后,我们三人坐在那边面面相觑,无言以对。第一个找到话说的是缇莉,说的是什幺呢?她说:「瞧,上帝不是很了不起吗?」我只能说,这是我听过最优美的神学理论,最简短的「神学大全」(中世纪的哲学家圣多玛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写过《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论述神的存在)。

我许了一个愿,希望她能忠于自己:《意义的呼唤》

  是什幺让我决定和缇莉结婚的呢?有天她在我捷尔宁街住处(也是我爸妈家)为我準备午餐,然后电话铃响,是罗特希尔特医院打来的,因为有位服安眠药过量而被送进医院的病人,刚被内科医师宣布不治,所以他们问我想不想为这病人施行我的特别脑手术?我等不及咖啡煮好,就往嘴里塞了几颗咖啡豆,然后边嚼边跑往计程车站。

  两个小时后我回到家,和家人共餐的时刻已过,我心想大家一定吃过了,而的确我爸妈也已经吃了,但缇莉却一直等着我;不过,她的第一个反应并不是:「你终于回来,我一直等着和你一起吃饭。」不,不是这样,而是:「手术顺利玛?病人情况如何?」就在这一刻,我下定决心要娶她为妻──并不是因为她是这样或那样适合我的女孩,而是因为她是她自己。

  我想是她二十三岁生日吧,那时我们已经在集中营里,我送她一个我能到手的小礼物,并附上这样的字句:「在妳的节日这一天,我许个愿给自己,希望妳永远对妳自己忠实。」也就是一个双重反论:在她的生日,我许愿给自己而不是给她;而所愿望的是她对她自己忠实,而不是对我。

  我们和另一对夫妇的婚姻,是纳粹在维也纳市批准的最后两件犹太人婚姻。这之后,犹太人的婚姻登记处就被取消了。另一对夫妇是大约二十年前教过我历史的中学老师艾德尔曼博士和他的太太。

  虽然没有正式宣布,但实际上犹太人是不准有小孩的(即使他们是合法正式结婚),有个传到各处的训令,上头写着,如果今后有犹太女性怀孕,将立刻被遣送到集中营。同时,医师公会也收到指示,别用什幺条规来干涉犹太妇女的堕胎。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缇莉也只好牺牲了我们那个没出生的胎儿,我的那本书《渴望意义的无声吶喊》(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献给我们这个没出生的小孩。

  在犹太中心的「丘珮」(Chuppe),也就是所谓的天盖下完成婚礼后,我们走了好几条街去拍例行的结婚照(因为犹太人不准搭计程车), 然后再走路回家,途中经过一家书店,我看到橱窗里摆了一本名叫《我们想结婚》的书,犹豫了一阵子后,我们鼓起勇气进去,缇莉仍戴着新娘子的白色面纱,我们两个也都佩戴犹太黄星徽。我故意叫她向店员要那本书,因为我想让她「表现表现」。于是缇莉站在那里,头戴白面纱,胸配黄星徽,回答店员问她要什幺的时候,红着脸说:「我们想结婚。」

我许了一个愿,希望她能忠于自己:《意义的呼唤》

  我们的婚照在战后也对我有意想不到的用处;我是佔领军在战后批准的第一个到国外参加会议演讲的奥地利人,地点是在苏黎世,但直到边界我都还不知道是否能顺利拿到签证。而因为我没有瑞士钱,得让借宿处的主人来车站接我,主人是缇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到瑞士时借住的那一家人。我从因斯布鲁克打了封电报到苏黎世,说我会在外衣的钮釦上别着我们犹太人在集中营时被迫佩戴的一种红色尖三角章,以便他们能认出我。

  在苏黎世的恩格火车站我等了又等,一直没人来接我。眼看月台都快没人了,忽然一位女性的身姿从迷雾中出现,有些犹豫地慢慢朝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看看我又看看照片。

  「你是法兰可医师吗?」她问我。

  然后我发现她拿的是我和缇莉的结婚照,还好她带了那张照片,要不然一定认不出我来,因为之前火车站有很多人都别着红色尖三角,所以她看不出谁是法兰可医师──这天晚上刚好有「冬季援助」的人员在那边募款,只要把铜板放进捐钱罐里的人都可获得一枚红色尖三角。而他们的尖三角比我的更大、更显眼。


集中营

  婚后九个月后,我们就被遣送到特雷禁市的集中营,在那里渡过了一年三个月。缇莉因为被派在云母矿工厂工作,而这对弹药生产很重要,所以她有「免被转送权」,而我却被点名要被转送到「东部」,其实就是奥斯威辛。以我对缇莉的了解,我知道她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求和我一起去,所以我很坚定、清楚地告诉她,别自动要求和我一起去。更何况自动要求遣送也不是没有危险,因为这很容易被视为是有意要阻挠重要战争物资的生产。但缇莉还是偷偷背着我去要求被遣送,而且也不知什幺原因竟获得批准。

  被遣送时,她先是恐慌地在我耳边说:「你瞧好了,我们会被送到奥斯威辛。」──这是大家事先都没料到的。然后她立刻在拥挤的车厢内整理乱丢在一起的行李,并要大家帮忙找出各自的东西。突然之间,她又变得完全平静了。

  我们在奥斯威辛一起的最后几分钟,她让自己看起来心情愉快。就在分开前,她靠在我耳边说她把一个小钟弄坏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个小闹钟),这样纳粹就不能拥有这个钟,而她显然为这个小胜利很得意。当他们正把男女分开时,我用坚定的口吻对缇莉说:「无论如何妳都要活下去!妳懂我的意思吗?不管是付出任何代价!」我是想告诉她,如果在某种情况下,她不得不用性来换取生命时,那就这样做,别因为考虑到我而不愿妥协。透过这种事先给予她的「赦免」,希望不会让我成为她在可能丧失生命时的「共犯」。

  当我在巴伐利亚的土耳客海姆(Turkheim)获释后不久,有天我经过一片农田,碰到一个也刚获释的外劳。我们谈话时,他手里把玩着一个小东西。 「你手里是什幺东西?」我问他。

  他打开手掌,我看到的是个小小的金色地球仪。海的部分上了蓝釉,而赤道则镀上一条金线,上头还写着:「整个世界为爱而转。」──是个小配饰。

  但竟和我送给缇莉的那个生日(我们共度的第一个生日)配饰一模一样。真的只是一模一样?还是根本就是同一个?非常可能是同一个,当初我买那个配饰时,据我所知,整个维也纳只有两个。而战后在土耳客海姆附近的巴特沃里斯侯芬这地方发现了一个仓库,里头堆满了纳粹党卫军从奥斯威辛集中营搜括来的首饰。我跟那个外劳买了那个小配饰,虽然它上头有个小凹处,但整个世界仍为爱而转……。

我许了一个愿,希望她能忠于自己:《意义的呼唤》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回到维也纳后的第一个早上,得到缇莉已在卑尔根─悲尔忍(Bergen–Belsen)死去的消息,而且是在英国军队解救了那地方之后才死的。他们抵达后发现一万七千具尸体,此后六个星期,又陆续因为疾病、饥饿、衰竭而死了一万七千人,缇莉显然就属于后面那批人。

(本文为《意义的呼唤:意义治疗大师法兰可自传 》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意义的呼唤:意义治疗大师法兰可自传 (二十週年纪念版)》 Was nicht in meinen Büchern steht. Lebenserinnerungen

作者: 维克多‧法兰可(Viktor E. Frankl)

出版:心灵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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